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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文章谁是我——关于我所理解的汪曾祺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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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20 09:56: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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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寄居蟹(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43172933/

李建新

犹及回乡听楚声, 此身虽在总堪惊。
海内文章谁是我, 长河流水浊还清。
玩物从来非丧志, 著书老去为抒情。
避寿瞒人贪寂寞, 小车只顾走辚辚。
1982年12月,沈从文八十寿辰,他的“入室弟子”、“得意高足”汪曾祺作此诗以贺。
汪曾祺后来屡将此作抄示友人1,并写入了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有:“沈先生八十岁生日,我曾写了一首诗送他,开头两句是:犹及回乡听楚声,此身虽在总堪惊。端木蕻良看到这首诗,认为‘犹及’二字很好。我写下来的时候就有点觉得这不大吉利,没想到沈先生再也不能回家乡听一次了!”2
1939年,汪曾祺知道沈从文的大名时,还是个中学生。《两栖杂述》一文提到,“我读了高中二年级以后,日本人打到了邻县,我‘逃难’在乡下,住在我的小说《受戒》里所写的小和尚庵里。除了高中教科书,我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我于是翻来覆去地看这两本书”3。
1997年4月3日清晨,汪曾祺写了一篇五百余字的短文《梦见沈从文先生》,梦中他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看到一份沈从文作品的校样,读过一遍,以为还是写得很好,但有些细节可以稍作增饰发挥,就改了一下,拿给沈先生看看是否妥当,“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着。在梦中我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我觉得他依然温和执着,一如既往”4。四十多天后的5月16日,汪曾祺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
五十多年间,于汪曾祺而言,沈从文不仅仅是老师,还亲如父兄,对他的创作、生活关怀备至,两个人之间的深挚情感也有始有终。基于这种师生关系和情感,我们愿意相信,汪曾祺的创作和沈从文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甚至,他继承了乃师的衣钵。作为一般读者,抱有这种笼统的印象并无不妥,如果深究,可能并非这么简单和直接。
作家阿城在一次演讲中说,西南联大的课堂上,沈从文为学生讲写作,更像是一种文学鉴赏式的教育。汪曾祺的许多回忆文章有相关细节,可为佐证。那么,这种写作教育的结果,其实是帮助汪曾祺成就了自己。
有不少论者注意到,“对沈从文,汪曾祺是情感上的靠近,但在实际创作手法上,他似乎更趋向废名”5。清华大学教授解志熙当年作论文时,曾直接向汪曾祺本人询问沈从文、废名对他的影响,汪的回信中明确表示:“我确是受过废名很大的影响。在创作方法上,与其说我受沈从文的影响较大,不如说受废名的影响更深。……我和沈先生的师承关系是有些被夸大了。一个作家的作品是不可能写得很‘像’一个前辈作家的。至于你所说我和沈先生的差异,可能是因为沈先生在四十年代几乎已经走完了他的文学道路,而我在四十年代才起步;沈先生读的十九世纪作品较多,而我则读了一些西方现代派的作品。我的感觉——生活感觉和语言感觉,和沈先生是不大一样的。”6
汪曾祺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也曾谈及自己的师承,只不过表达方式远不像在私人书信中那么清晰,如:“我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有人问我究竟从沈先生那里继承了什么。很难说是继承,只能说我愿意向沈先生学习什么。沈先生逝世后,在他的告别读者和亲友的仪式上,有一位新华社记者问我对沈先生的看法。在那种场合下,不遑深思,我只说了两点。一、沈先生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二、他是我见到的真正淡泊的作家,这种淡泊不仅是一种‘人’的品德,而且是一种‘人’的境界。……至于文学上我从沈先生继承了什么,还是让评论家去论说吧。我自己不好说,也说不好。”7(《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


1997年初,汪曾祺与邵燕祥在云南
人的文学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大约是汪曾祺身上最著名的标签,远远盖过了他自命的“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任何标签都是武断的、片面的,只不过更方便于旁人言说和检索。
汪曾祺出生于所谓的地主家庭,曾祖父中过举人,祖父中过拔贡,父亲又雅好书画、篆刻等旧式文人的“才艺”。汪曾祺本人能诗能书能画,写作的语言洋溢着古韵。这一切,似乎理所当然的是士大夫的余绪。
我则信服邵燕祥先生的论断:
有人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也许是指他能诗、能书、能画,这样的人在今天的文人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他不止一次劝年轻作家要更“有文化”,他是有资格说这个话的。
我却宁愿说他是个自由派,是五四运动以后曾经成为新文化主流的那个自由派。他不是前朝遗老,他是前朝遗老的对立面。他的孩子有时叫他“老头子”,连孙女也跟着叫。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曾祺说他觉得一个现代的、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他又说,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来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但是这一条,若搁在巴金的《家》里,肯定是觉民、觉慧们才有的思想!不能见容于高老太爷和冯乐山那批士大夫的代表的。
《受戒》就更是异端了。只要想想1966年“文革”开始,提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某地某大员竟在“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后,补充上僧、尼、道,而汪曾祺一度被调去搞“样板戏”之最高原则,一是派谁当主角等于让谁占领历史舞台,一是恋爱婚姻划为禁区。这篇不长的小说偏偏反其道而行,大大“美化”边缘人物和“边缘情感”,宜乎使某些人瞠目,即令放它一马,也只不过视为冷盘,不能当成主菜了。
这样的文学勇气,与士大夫气能相容乎? 8
出身于旧式中上层家庭,深受传统文化熏染,并不等于一直沉浸于遗老遗少的梦里。况且,汪曾祺的祖、父也并非颟顸的腐儒。他的《我的祖父祖母》一文写道:“我弄不清祖父的‘思想’是怎么回事。他是幼读孔孟之书的,思想的基础当然是儒家。他是学佛的,在教我读《论语》的桌上有一函《南无妙法莲华经》。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他屋里的桌上放的两部书,一部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另一部是《红楼梦》!更不可理解的是,他订了一份杂志: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9汪曾祺的父亲,除了他反复描述的爱写写画画,爱各种“玩意儿”,也有极具现代感的一面,如:“我父亲年轻时是运动员。他在足球校队踢后卫。他是撑杆跳选手,曾在江苏全省运动会上拿过第一。他又是单杠选手。我还见过他在天王寺外边驻军所设置的单杠上表演过空中大回环两周,这在当时是少见的。”(《我的父亲》)10
汪曾祺的“思想”当然是复杂的,但“人道主义”显然是他所有创作的基调。不妨从一个故事说起。
明人祝允明《前闻记》中有一则《床下义气》:
洪武年间,京师有一校尉和邻居妇人私通。某天清晨,校尉看到邻居男主人外出,即推门登床与情妇幽会,不想男主人突然折返,他只好仓皇钻入床下。邻妇问丈夫为什么又回来了,对方答道:我想起你在熟睡,脚露在外面,担心你冷,回来帮你盖盖被子。随即,丈夫就又出门了。床下的校尉听到这一切,心想,这个男人对他老婆这么好,他老婆却负心跟我私通,于是起身拔刀把情妇杀了。不一会儿,有个常来往的卖菜翁来送菜,进屋没见到人,刚出门却被旁人发现送官,当成凶手问了死罪。卖菜翁将被处决时,真正的凶手校尉站了出来,称人是自己杀的,且一五一十说了个清楚。于是,“上叹曰:‘杀一不义,生一无辜,可佳也。’即释之”。
据说,这个故事有四五个版本,当然大意相近,都是鼓吹校尉的“义举”,把他当正面典型来歌颂。
如果把汪曾祺晚年改编聊斋故事的小说《捕快张三》拿来对照,会产生特别的意味。那篇小说中,张三的老婆跟人通奸,被张三发现,他让老婆去死。到最后关头:
张三把最后一杯酒一饮而尽,趴叉一声,摔碎了酒杯,大声叫道:
“咍!回来!一顶绿帽子,未必就当真把人压死了!”
这天晚上,张三和他媳妇,琴瑟和谐。夫妻两个,恩恩爱爱,过了一辈子。11
汪曾祺曾坚称自己是“儒家”,不过,把他的此类表述集中起来,依时间先后排列,会发现其中有趣的变化:
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1983年)12
有的评论家曾说我的作品受了一些老庄思想的影响,我自己觉得受儒家思想影响可能更深一点。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直到现在,还不想否认。(《寻根》,1987年前后)13
我大概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总会接受一点儒家的影响。(《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1988年)14
有人说过我受了老庄的、禅宗的影响,我说我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大一些,曾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说这个话的时候似乎很有点底气,而且有点挑战的味道。但是近二年我对自己手制的帽子有点恍惚,照北京人的话说是“二乎”了:我是受过儒家思想的影响么?我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么?(《人之相知之难也》,1990年)15
有评论家说我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可能,我年轻时很爱读《庄子》。但我觉得我受儒家思想影响更大一些。我所说的“儒家”是曾子式的儒家,一种顺乎自然,超功利的潇洒的人生态度。(《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1993年)16
孔子是入世的,和汪曾祺同样喜爱的庄子当然颇不相同,“孔子是把个人放在一个历史的社会的秩序里,庄子则把个人放在宇宙的生命的秩序里。孔子系心于日用伦常中的人生,庄子关怀着天地大化中的人生。孔子是为人之道,庄子乃为生之道。孔子奠定了根基,所以是深厚。庄子拓展了视野,所以特别有着精神世界的广大”。17
汪曾祺所说率性自然的“曾子式”的儒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很接近庄子。而被异化的儒家伦理,有时候甚至是残忍的、违反人道的。《论语·为政》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前文所述的《床下义气》,也可以算是以“德”“礼”治世的极端个案。打着这样的旗号,可以杀人无罪。在光芒四射的道德标兵校尉的映照下,那个一命呜呼的奸妇是面目模糊的,是失声的。汪曾祺笔下张三的老婆,则有人的气息,是一个具体可感的女性。小说中,她对逼迫自己自尽的丈夫提了一个要求:要打扮打扮,漂漂亮亮地死。再次出场是这样的:
一会儿,媳妇出来了:喝!眼如秋水,面若桃花,点翠插头,半珠押鬓,银红裙袄粉缎花鞋。到了外屋,眼泪汪汪,向张三拜了三拜。
“你真的要我死呀?”18
或者可以说,汪曾祺融合了儒家的人伦秩序和道家的生命原态,把俗世的伦理道德净化了,摈除了非人性的部分,使之呈现为审美的、理想化的姿态,是一种天然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汪曾祺说自己的老师沈从文“爱世界,爱人类”,从这个方面来讲,汪曾祺作品中贯穿的人道主义其来有自。如果溯源的话,甚至可以说是“京派”的余韵。他也确实说过“京派”对自己的影响:“一提京派,大家有一种比较模糊的共识,就是这样一群作家有其近似的追求,都比较注重作品的思想。即都有一点人道主义。”(《〈去年属马〉题记》)19“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西南联大中文系》)20


高邮文游台
真善美的幕后

孙犁《读小说札记》谈到了汪曾祺的小说:
去年读了汪曾祺的一篇《故里三陈》……它好像是纪事,其实是小说。情节虽简单,结尾之处,作者常有惊人之笔,使人清醒。有人以为小说,贵在情节复杂或性格复杂,实在是误人子弟。情节不在复杂,而在真实。真情节能动人,假情节使人厌。宁可读一个有人生启发的真情节,不愿读十个没有血肉的假情节。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所以不能与汪君小说相比。21
汪曾祺和孙犁的读者,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他们所欣赏的,是两位作家笔下(或许共通的)恬淡、宁静、无为,好像那是一个与世隔绝,却又无比真实、可以自由出入的桃花源。
对虚构作品提出“真实”的要求,是普遍现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说:
小说是第二生活。就像法国诗人热拉尔·德·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所说的各种梦,小说显示了我们生活的多样色彩和复杂性,其中充满了似曾相识的人、面孔和物品。我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恍若进入梦境,会遇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物,让我们受到强烈的冲击,忘记了身处何地,并且想象我们自己置身于那些我们正在旁观的、虚构的事件和人物之中。当此之际,我们会觉得我们遇到的并乐此不疲的虚构世界比现实世界还要真实。22
绝对的真实当然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孙犁推许的汪曾祺的《故里三陈》,还是他自己创作的“强加小说之名”,来自真人真事的作品如《芸斋小说》,都是一定意义上的虚构作品,也都可以笼统地以真善美来称赏。
总结个人创作经验,汪曾祺常常强调细节的真实,“情节可以虚构,细节则只有从生活中来。细节是虚构不出来的”(《细节的真实》)。不特如此,他的小说一般是有所依凭,故事和人物都有原型。人物原型的性格乃至形貌,故事原型的来龙去脉,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中,有些人物反复出现,可能在不同的篇目里有所变化,但原型肯定是同一个。如《陈小手》中一笔带过的李花脸:“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23李花脸在《徙》中的“戏份儿”就多了些:“东街有一个老中医就是这样。此人外号李花脸,满脸的红记,一年多半穿着紫红色的哆啰呢夹袍,黑羽纱马褂,说话是个齉鼻儿,浑身发出樟木气味,好像本人也才从樟木箱子里拿出来。”24《故乡人·金大力》中出现的金大力的老婆,在《兽医》中成了给小顺子妈说媒的“金大娘”,仍然是开茶炉子的。
如前所述,汪曾祺像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把他对“人境”真实的情感凝聚于笔端,虚构的人物就是活生生的、带有体温和气息的“人”。
汪曾祺为《沈从文谈人生》所写的序言中说:“什么是沈从文的宗教意识,沈从文的上帝,沈从文的哲学的核心?——美。”25美在汪曾祺的文字中,有来自生理的直观感受,也有掺杂了对健康人性的颂扬,对不受束缚、未曾被扭曲的事物的赞美。
在他一篇很短的散文《河豚》中,忽有一段闲笔:
我在读高中一年级时,江阴乡下出了一件命案,“谋杀亲夫”。“奸夫”、“淫妇”在游街示众后,同时枪决。毒死亲丈夫的东西,即是一条煮熟的河豚。因为是“花案”,那天街的两旁有很多人鹄立伫观。但是实在没有什么好看,奸夫淫妇都蠢而且丑,奸夫还是个黑脸的麻子。26
因为“奸夫”、“淫妇”长得蠢丑,连看热闹的热情都没有了,也从反面说明作者希望在生活中看到的一切都是美的。而他很多作品的创作动因,来自真实的美的触动,如创作谈《关于〈受戒〉》回忆小英子的人物原型:
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开放爽朗,身体姿态的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发散着一种青春的气息。27
在他笔下,自由的人物尤其是女性,都有难以言说的美,如《窥浴》中借岑明的眼睛写他的老师虞芳:
她乳房隆起,还很年轻。双腿修长。脚很美。
    岑明一直很爱看虞老师的脚。特别是夏天,虞芳穿了平底的凉鞋,不穿袜子。28
《薛大娘》中,卖菜兼给人拉皮条的薛大娘,不但不使人感到猥亵、厌恶,还让人感到这是一个健康的、自由的女性:
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29
汪曾祺创作于1995年的短篇小说《鹿井丹泉》,是根据高邮当地民间传说改写的。故事很简单,和尚归来与母鹿相恋,诞下鹿女。鹿女美貌,遭一屠户当众猥亵,跳井自尽。作者并有按语说:“此故事在高邮流传甚广,故事本极美丽,但理解者不多。传述故事者用语多鄙俗,屠夫下流秽语尤为高邮人之奇耻。因为改写。”30汪曾祺所说的“理解者不多”,大约是庸众忽略了故事中人性的、自由的美,只把道德强加于人物身上;像故事中的屠夫一类恶棍,更以摧残这种美和自由为乐,这是让人悲哀和愤怒的事情。
作家张炜评价孙犁和汪曾祺:“孙犁和汪曾祺都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自己身处的现实潮流,尽可能地保存了自己生命中应有的单纯和朴实,具有一定的精神自由。”31
美有千千万万种,小桥流水的美,大江东去的美,各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汪曾祺的自我判断是准确的:“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汪曾祺自选集〉序》)32


汪曾祺在故乡高邮

温情和敬意

汪曾祺的早期小说《老鲁》,写了两个校工:老鲁和老吴。两个人都是从部队上退下来的,为了混口饭吃,到偏僻的中学里干些杂务。他们的性格、处世方式很不相同甚至截然对立:老鲁勤快而木讷,老吴精明、会看人眼色。故事的发展也丝毫不出人意料,老鲁渐渐被边缘化,老吴得到了校长的“重用”。对于这两个人,“学校俨然分为两派,一派拥护老吴,一派拥护老鲁。……我很高兴,我愿意他们喜欢老鲁的人都喜欢老鲁了。至于别的人,我认为他们是根本无可不可,或完全由自己利害观点出发的,可以不予考虑”33。
小说当然是虚构的,但其中的“我”喜欢朴讷的老鲁,应该跟作者的情感一致。文中这样形容老鲁:“老鲁是从有结晶的沙土里长出来的。一棵枣树,或,或甚么呢,想不起来了,就是一棵枣树吧,得。”34印象里,汪曾祺把笔下人物比作树的还有一处,是《受戒》中写小英子的父亲,“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35。作家对人物的偏爱,是能通过语言的细节传达出来的。
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也有他厌恶的人物,譬如《尴尬》中的顾艳芬:“顾艳芬长得相当难看。个儿很矮。两个朝天鼻孔,嘴很鼓,给人的印象像一只母猴。穿的衣服也不起眼,干部服,不合体。整年穿一双厚胶底的系带的老式黑皮鞋,鞋尖微翘,像两只船。”36小说里有一个情节,下放劳动的诗人兼画家布置展览,横匾上写的“超声波展览馆”,顾艳芬非要说“馆”字写得不对,“饭馆”的“馆”才用“食”字边,这里得写“舍”字边,“诗人兼画家……只好拿起刷子把‘食’字边涂了,改成‘舍’字边。诗人兼画家觉得非常憋气”37。就像有的导演喜欢在自己的片子中客串一个小角色一样,《尴尬》中的“诗人兼画家”应该就是汪曾祺本人。
人有感情,自然有好恶。相对而言,汪曾祺对自己塑造的人物很少苛责和痛恨,他的笔下甚至“没有坏人”。其中有客观的因素,如他的小说人物有原型,担心别人难以接受。《菰蒲深处》的自序中就说:“我希望我的读者,特别是我的家乡人不要考证我的小说哪一篇写的是谁,如果这样索起隐来,我就会有吃不完的官司的。出于这种考虑,有些想写的题材一直没有写,我怕所写人物或他的后代有意见。我的小说很少写坏人,原因也在此。” 38这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汪曾祺的叙述基调决定了,他始终对笔下的人物怀有一种温情和敬意。
犹太人的格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汪曾祺创造了一个文学的世界,却无意在这个世界里充当上帝。他对笔下的小人物,或不吝赞叹,或寄寓同情,或表达敬慕,即使以调侃的语气来写,也是温厚宽和的,没有一丝刻薄的味道。如《受戒》中写菩提庵的和尚们也像俗世中人一样经常打牌,“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39写小明子开蒙入学,每天要练毛笔字,“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40。这种幽默是从充满温情的文字中弥散开来的,让人读到这里忍俊不禁,是一种健康的、积极的情感。汪曾祺回忆自己的老师沈从文,“他最反对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在昆明,他就跟我说过:‘千万不要冷嘲’”41。这样的告诫,很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汪曾祺后来创作的底色。
汪曾祺1940年代即开始创作,并有相当成熟的作品问世,但他最重要的作品都完成于1980年代。即便如此,他仍不是一个“当代”作家,他的作品像“琥珀”,被发现得很晚,却保留了久远的信息。和汪曾祺生于同一年的张爱玲,重要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已完成,后来的盛名却是在其作品被“发掘”之后。少有人把汪和张放在一起谈,似乎他们根本没有交集,没有可比性,其实不然。孙郁先生曾对汪曾祺、张爱玲作过比较:
汪曾祺对江南水乡风情的表述,有几分飘逸的韵致,不是压抑在里面的。他的文字是笔墨间的思绪,空蒙中见出几分安详。张爱玲没有这样的闲情,她在宁静的时候也有苦意,无边的虚无就那么流动着。在她的眼里,人注定在一种死亡与幻灭里,最靠不住的恰是人自己。汪曾祺的态度恰取其反,是另外的美丽。感人的是人间的爱意与亲情。那才是自己活下去的动力。张爱玲在残忍地审视我们的历史与民间的时候,无情的目光是寒气习习的。人的怎样的利己、无情,都尽收眼底。琐碎里的人生是一道浊流,慢慢把青春洗污了。可是我们在汪曾祺那里却看见了美丽的乡间,那些飘忽的印记是彩虹般跨在思想的天幕里,一点点渲染出清晰的图景,美丽得让我们心动。42
汪曾祺在私人谈话中,也表达过对张爱玲的看法:
(1947年)我到上海,(喜欢看我小说的)女孩们对我讲,你的小说很像张爱玲(指心理描写)。我这时还不知道张爱玲是谁,到上海之后才知道她的文章在这里流行……
我认为他们(指张爱玲等流行小说作家)总的来说缺乏深刻的哲学思索,他们对人生的感受不外乎悲欢离合,比较浅;就是有命运感,但又不像莎士比亚、乔叟。他们大多数总的风格带有媚俗的一面。……张爱玲有沧桑感,她是豪门之后,经历了大的变故磨难,这种沧桑感表现在她的作品中。
张爱玲的一个特点是俏皮,这种俏皮正是现在我们几乎所有(现当代)女作家都普遍缺少的,看不到,是一种英国式的俏皮,表现出相当的机智,这是很难得的。43
汪曾祺与张爱玲的同与不同,是很显在的,但若细细加以区分,似乎又不好讲得清楚明白。当下张爱玲的读者似乎更多,而且更有“小资”的情调。她作品中的悲欢离合,更有“流行”(并非贬义)的潜质;而且她本人身上的传奇色彩,不同俗流的个性和处世方式,进一步使作家具备了“明星化”的特质。汪曾祺的“闲适”则是悄无声息的,他活在他的文字里。
如果“知人论世”,探讨成长环境对人的影响,汪曾祺和张爱玲肯定是截然分明的。汪曾祺的家庭像春风拂煦的人间,张爱玲的家庭则让她学会了怎么窥见人性的阴影,从人生的浊流中学会求生。也许,他们及其作品,正是传统乡村文明和城市商业文明的象征。

天鹅之歌

汪曾祺写于20世纪80年代之初的短篇小说《天鹅之死》,文后有一句附言:“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晨,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泪不能禁。”44“泪不能禁”,自然有对美的哀悼,对特殊环境中人性之恶的痛恨。从大处而言,不仅仅是个人的感伤,还有个体面对难以言说的险恶风云的无力感,是知识分子的悲怆。
冥冥之中的巧合,1997年5月28日,汪曾祺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参加者不戴纸花,每人发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不放哀乐,放沈从文先生生前喜爱听的圣桑的《天鹅》。
汪曾祺大部分作品是所谓空灵、平和的,很多人以为他真的就像自己一篇散文的题目一样,“随遇而安”。他对此发表过意见:“我写《天鹅之死》,是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的。”45(《捡石子儿》)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也是一个狂狷、孤傲、清高的人,一辈子都是这样,只是不同时期浮现的侧面有大有小。
别人的文字中显露过汪曾祺不同时期的身影。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何兆武回忆:
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46
1947年,汪曾祺到上海,结识了沈从文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加上朋友黄裳,那是潇洒的三剑客。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中回忆:
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得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47
时移世变,年轻的汪曾祺离开上海赴京,南下武汉,又回北京当编辑,被打成“右派”,阴差阳错进京剧团当编剧,“文革”中被意外起用,再经历审查,六十岁才回归本行,开始“第三次起步”……一路跌跌撞撞,却被他用一句话轻松打发:“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48(《随遇而安》)这不能说不是真话,但这轻松话语间的酸辛,也在他的某些人生细节中有所泄露。
1987年,汪曾祺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在写给夫人的信中,他说,有一次,台湾作家陈映真的父亲带全家来看望大家,他抱了陈映真的父亲,忍不住流下眼泪,又抱了抱陈映真,“两个人几乎出声地哭了”,很多人都哭了,“我好像一个坚果,脱了外面的硬壳”49。
毫无疑问,汪曾祺在政治上是一个很天真的人。他“右派”下放时期一起在张家口劳动的朋友陈光楞回忆过一件事: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只担任党中央主席,以便集中精力研究理论问题。在农科所一次传达会上,汪曾祺语出惊人,四座为之失色。他怀疑说:“毛主席是不是犯了错误哟?!”其实,在今天看来,这句大实话,无须大惊小怪。可是在当时说出来,就有些超前犯忌了!想想看,传达会上还有所领导和干部们呢。好在当时“造神运动”还未如后来那样达到顶峰,也就无人站出来发难,把这个口出“狂言”的右派痛斥一顿。农科所领导人只是说:“大家的认识要统一到党指示的思路上来!”50
私人语境中的汪曾祺,表现出了很多狂傲、孤高的侧面,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很重要的特征;而在公开发表的文字里,他是很谨慎的,偶尔有直接的抒发,也非常含蓄隐晦,如《随遇而安》一文的最后一句话:“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51区区九个字,万千滋味。
时下,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上,为年轻读者传播最广的汪曾祺的一段文字来自散文《夏天》:“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52有读者欢乐地评论:老爷子真朋克!
是的,这也是汪曾祺,但只是他很小的一面。作为知识分子,他不是立功立德立言以求不朽者,不是为民请命者,而是一个像普通人一样敏感乃至软弱又无比热爱生活的“真人”。

汪曾祺先生已经去世整整20年了。他生前大约出版了30本书,而从1997年至今,重新出版的汪曾祺著作应已超过200种。说他的作品进入了经典序列可能为时尚早,但无疑他已成为一棵大树,可以无视、无感,好事者也可刀斧相加,却已不会影响其树荫渐浓渐密,惠及更多的人。
2017年2月18—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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